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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铮站起身来，奉九扭头看了宁铮一眼，马上伸手轻轻按在他的手背上，眼神里充满了担忧之色。

    宁铮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充满了愤怒的大字，好一会儿，才象是惊醒过来似地说：“委屈你了，鸿司。”

    “三叔，为什么不下令抵抗？”鸿司已过了刚开始那股爆裂欲毁的劲头，苦恼地发问，“是江先生的命令么？他对日本人什么态度，中国人都知道，但现在，可以‘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他并不相信三叔在国难后于报纸上刊载的那些话，除了认为这只是日本军队挑衅，中方不应上当接招，而是相信国联会斡旋处理外，还有什么？

    他也知道，宁铮做出这种决定，是在广泛听取了梁维钧、汤尔和等资深外交官的意见之后，其中汤尔和更是刚从东京归来，他告诉宁铮，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不听命令、擅作主张的举动极为不满，正在极力压制，不会听之任之。综上，等待国联介入才是出路。

    国联，指的是当时的“国际联盟”，也是今日之联合国的前身：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已加入其中，巅峰时期共有五十八个会员，一致同意遵守《凡尔赛公约》，旨在调节会员国纷争，促进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发展经济，厌恶战争，热衷于消灭武器，曾乐观地认为一战是“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

    “……你忘了去年的‘中东路’了么？”宁铮苦涩地问。

    说起来，中东路又是东北的一块顽疾，其历史形成原因极其漫长复杂。

    截止到一九零三年，沙俄修建了全长达两千八百余公里的东省铁路，使沙俄的势力伸向东北。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沙俄战败而告终；日本随即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的使用权；而从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则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后来沙俄由苏俄替代，宁铮有了想一劳永逸武力收回路权的决心，南京政府也表态支持。奈何形势比人强，宁军与苏俄军队交手惨败，而南京政府原本许诺的支持到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空头支票一张。此次行动，更直接导致苏俄与中国断交。

    宁铮与江先生相差十四岁，人生阅历自是不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奇特：亦师亦父亦友亦敌。跟在党内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杀出重围、善于玩弄权术的江比起来，在父亲的荫蔽下一帆风顺长起来的宁铮的政治敏锐性低得不可思议，有效手段更是少得可怜。

    宁铮最痛恨的是日本，而江先生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不能不说不痛恨各种外国势力，但相比之下他最痛恨的，首先是一切要取而代之的人，威胁到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地位的人。两人可以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当年的东北易帜，除了宁铮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外，想举全国力量共御外敌也是结盟主因。但从去年的“中东路事件”，宁铮已看出，当东北的危机到来时，南京政府并未如先前承诺的那样，迅速派兵支援，给钱给人，而只是虚张声势，在后面摇旗呐喊。

    全是玩虚的。

    “中东路事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宁铮“理想的头撞了一个大包”。

    而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和江先生在干什么？从五月起，有粤系军阀揭竿而起，讨伐南京政府，江当然不能坐视，立刻全力反击。此事刚刚告一段落，他又挥师中央军三十万兵力，进入西北进行“剿匪行动”。

    这“匪”，并不是西北常见的如臭名昭著的“党跛子”那种——其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胆大包天到破坏周秦文化，从而成为千古罪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由进步力量组成的深得人心的“共匪”军队。

    他把这“匪”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怕出现任何其他突发事件来打扰，就在“九一八”前七天，江先生即将亲自出马去江西“剿匪”，还不忘在石门市与宁铮会面，并谆谆嘱咐道：“如果日本人‘挑衅’，你们一律不准抵抗，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中央。”

    这几天，是宁铮生命当中最痛苦、最漫长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接见中外各路记者，发表声明；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东北问题，广泛听取了国民党高官、知名政客、东北高级官员共二十七人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人士均认可“听命中央处理东北事件为上策”的意见。

    而被寄予厚望的江先生，则在明知当前形势的情形下，还是坚持在南昌坐镇，亲自监军围剿共军，直到三天后国内舆论已达到沸点，处理“九一八”事件已成为一个必然动作，这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南京，成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主管向国联告状和等待斡旋联络等事宜，消极姿态摆了个十足十。

    “九一八”后的第五天，宁军情报部门截获江发给割据胶东的军阀刘儒席的密电：若日军借机侵略烟台，不得抵抗。这可真是体贴到家了，幸好此刻的关东军还真没这心思，否则如果是日本人截获了这条情报，会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宁军独力抵挡兵力强悍的关东军，不就是白白送死？在此时的宁铮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不得不承认，关东军战力强大到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发怵，要不然，也不会舍得吐出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大连和旅顺、金州。

    “你是要我因不服从命令，先跟江先生的中央军再来一次‘中原大战’么？你是要把你爷爷留给我们宁家的家底儿都打光么？”

    鸿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发出声来，抿紧了唇，头却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

    宁铮也低下了头。

    两张七分相似的男性脸庞，偏偏在此时出现了同样的表情，不得不让人感叹于血缘的神奇。

    已任天津警察局局长两年的宁铖终于找到时机打圆场，“这个事情，真得从长计议。鸿司啊，你三叔和幕僚们已商量过了，觉得这还是关东军惯用的挑衅手段，咱不能上当；再说了，不是还有国联呢么？”

    鸿司将信将疑，宁铮紧皱眉头看着侄儿，屋里一时寂静无声。

    “鸿司，松龄倒是曾出过主意，说要不干脆就牺牲掉几个团，打上一打，以堵国人悠悠之口……可真要如此，这可都是吃我们老宁家饭的亲兵啊。父亲和我，从来不克扣军饷，连这种兵血都不喝，你现在让我下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么？！”

    鸿司不发一言，满屋寂静无声。

    不过，他们这些身在北平的东三省最高首脑及近亲，也再没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了：陆陆续续地，奉天大学的学生已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向关内集结到了北平——当天夜里，学生们听到了枪炮声，立刻背起书包，拾掇了能拿走的珍贵文献，个别的还把不那么沉重、易碎的实验器材和专业设备背在身上，拉着车，带着书，一路到了北平。

    宁铮马上将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这一院落拨给奉大师生用于教学和住宿，所以奉大很快就复课了。

    随后，还有年纪尚小，不甘做亡国奴的东三省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及教职人员陆续抵达北平，人数也多达几百人，奉九干脆劝宁铮成立一所中学，接收所有的关外学生。

    很快地，东北中学于西单皮库胡同的难民收容所原址成立了，学校对学生免收一切费用。每月十八日，全体师生都会默哀、敲响警钟、饮黄连水，誓雪前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实弹训练，着浅黄色军装，打绑腿；很多抗日义士也经常被请来给学生们做报告，师生们备受鼓舞。直到十年后学校解散，前后共培养出约一千五百余名学生，绝大部分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办学校，最需要钱。而东三省的银行系统都已被日本人控制，但奉九还有部分私产可以动用，她毫不迟疑地拿出了剩下的绝大部分资产，用于贴补奉大和东北中学的日常开销，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筹备和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去，再加上她不肯疏于自己在燕大的学习，于是骤然间忙得不可开交。

    令人欣慰的是，奉大除了极少一部分教授怕受牵连，委婉请辞外，绝大多数的教授和讲师们都留了下来，与学生们共渡时艰。

    奉九还担心着徐庸：坚持留在奉天的徐庸，由于拒绝按日本人颁布的新课纲上课而在国难日后第四天被捕，先是被掳到大和旅馆监禁了一阵子，后又经由大连押解到了东京，并被严密看管起来。

    徐庸秘密递出纸条，要求徐大学生“速到北平”，于是全体徐大学生开始向关内大撤退。

    偶有消息传来，说本庄繁本想以利诱之，让徐庸取代宁铮接管东北军政大权，做日本人傀儡，但一身铁骨的徐庸怎么可能答应。本庄繁动了一杀了之的心思，但考虑到他的名声和大学校长身份后，还是暂时作罢。

    直到两个月后，徐庸才在一位对他一直抱有钦佩和同情的原徐大日籍教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偷偷坐船回到上海，又辗转到了北平，见到了又惊又喜的他的家人和宁铮、奉九他们，接着主持流亡中的徐大的日常事务管理，平日里也帮着管理奉大，并于两年后家财散尽后，干脆把徐大彻底并入了奉大。

    十一月一日，徐庸成立了著名的“徐庸大学义勇军”，从此后带领徐大师生，热诚低投入到随后发生的淞沪、热河和长城抗战中，其中许多人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他为国家培养的诸多徐大毕业生，纷纷加入了中央军的空军部队，成为中国空军的领军力量，当然，这都是后话。

    奉九后来还听说当年那个跟他没名没份地厮混在一起，差点让他净身出户的市侩的原徐大女学生文冰兰，明明早就在上海英租界里找了份体面的工作，也有了一个英籍买办的情人，过上了安稳体面的生活，居然也在国难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巾帼不让须眉，与众多东北老乡一起，奋战在抗日前线。

    奉九听说后，沉默了许久，她忽然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不能因某一件事就轻易地否定一个人，有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得透；有的，不经过一些重大的事件，真的无法公平公正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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